“润儿的婚事,能不能赶在你出发前办完?”1951年6月上旬的清晨,北京西四胡同里还带着薄雾,赵瑛悄声拉住刚下车的李克农。院门吱呀一响,林间的麻雀被惊得扑棱飞起,李克农摘下帽子,微微点头配资网站排名,却没立刻回答。他知道,妻子指的“出发”,并不是普通的公差,而是秘密前往朝鲜——他被点名率队去板门店主持谈判。
两个月前,李克农还在莫斯科处理对外联络,电报一个接一个:中央电示速回。飞机落地北京后,他来不及歇口气就被请到中南海。毛泽东看着他,语速并不快:“这次事关停战谈判,我点了你的将。”李克农心里清楚,朝鲜前线烽火正炽,谈判桌上的每一句话都要和战场的牺牲对标。可就在这当口,最小的儿子李润(后改名李伦)也提出要上前线搞后勤,他与赵瑛商量,决定先把婚事办了,再让小伙子去火线锻炼。
提到孩子,李克农难免愧疚。1917年,他和同龄的女师范女生赵彩英相识于家乡芜湖。那年秋天,芜湖长江边的烟雾像现在的北京晨雾一样湿重;小姑娘提着书包经过照相馆时,一个高个子青年替她扶住门帘,两人第一次对视。四年后成婚,热闹的流水席刚散,李克农就投身“五四”后的学运,紧接着组建民生中学。婚后七年,他已是地下交通线上公认的“活络机”,而赵瑛则一连抱来四个孩子,抱孩子的手上常常带着烫伤——那是煮饭添柴不慎留下的疤。
上海时期的惊险更让这位母亲练就了“处变不惊”。1928年,李克农被中共中央派去潜伏“中统”,为掩护身份,他把妻儿也接到法租界。顾顺章1931年春天大叛变,赵瑛带着两个孩子在南京路口流落街头一整月,“孩子饿了就抱着到药房门口闻糖浆味儿”,她多年后轻描淡写地对朋友说。那段日子,父母孩子三拨人像断线的风筝,各自飘摇:李克农随周恩来转移江西,半年内换了五处落脚点;赵瑛靠乞讨和一只破搪瓷盆过活;两个年幼的孩子白天跟着她要饭,晚上缩在报纸里取暖。
真正的长别发生在瑞金。1931年底红都成立,李克农任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,昼夜审讯敌特、改写密码表,常常一支蜡烛燃到尽头,火苗舔着手背才惊醒。斯诺到苏区采访时见他包着左眼,自嘲“一只眼也能看清敌人”,李克农笑得爽朗,可第二天又在文件灯前咳到喘不上气。五年,没有一封家书传到芜湖;五年,赵瑛靠小教员的月薪支起七口之家,孩子们的学籍表里“父亲”一栏统统写着“李德胜”(李克农父亲的名字),她说:“少给学校添麻烦。”
1941年冬,夫妻终于在桂林重聚。李克农奉命前往重庆,从桂林路过,夜里十点抵达租界边的旅社。灯泡昏黄,赵瑛把手炉塞到他的怀里,只说一句:“人活着就好。”那是分别十三载后第一次抚手,李克农的眼圈当场红了,却被隔壁房里“砰”的一声枪响打断——特务又在四处摸底。短暂团圆只维持了三天,他又匆匆离去。
抗战胜利到建国,李克农的岗位“连轴转”:机要、外事、情报、资产接收,每一个都急,家却一直是“挂账”。大女儿李宁结婚,他在香港侦办伪敌台;大儿子李冶婚礼,他在北平策划护送傅作义;二女儿李冰牵手同行护士,他正在上海谈判接收租界。账越攒越厚,到了小儿子,赵瑛终于替孩子“讨”来一次父亲出席。
1951年7月2日,北京孝友胡同,八仙桌上并排放着四瓶北冰洋汽水和两坛绍兴黄酒。亲朋围坐,李克农举杯连喝三盏,本来脸色苍白,这会儿涨得通红。一曲《凤阳花鼓》刚落,他突然站起,握住儿子手腕:“哥哥姐姐出门子我都缺席,你们不是靠我,是靠党。”话音刚落,他竟嚎啕大哭,肩膀抖得厉害。全场静得只剩碗筷轻碰声。赵瑛上前扶住他,他又转身握住妻子手臂,泣不成声地挤出一句:“我对不起赵瑛同志!”
酒席散后,他收拾行囊只用了十分钟。一身旧呢军装,胸前没有一颗勋章,惟有大檐帽里塞着儿媳的喜糖。离院门三步远,他回头看了妻子一眼,没说话,就像1928年那次在上海巷口分手一样,转身钻进吉普车。十天后,他出现在板门店谈判帐篷里,与美方代表针锋相对,一字千钧。
赵瑛继续在家守着五个子女。1953年,停战协定签署那天,广播里念到“中朝代表李克农”时,她摘下眼镜,用手背抹了抹。有人问她:这一路苦不苦?她笑着摇头:“哪家没有自个儿的账,有人替咱扛枪就值。”
李克农去世前仍念叨:“欠赵瑛一场像样的旅行。”终究没来得及。后来子女为父母补拍了一张合影,把它挂在客厅中间。照片里,他仍戴那顶军帽,妻子依旧站在他左侧,神色安定。没人再提当年婚礼上的眼泪,可老友相聚时,总会有人低声感慨:这对夫妻,把个人的柔情压进国家的大局里,硬生生扛了三十多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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